人物故事

唐寅人物生平

唐寅人物生平

导语:唐寅(唐伯虎,1470年3月6日-1524年1月7日),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等,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明代著名画家、文学家,“吴门四家”之一,“吴中四才子”之一。

唐寅人物生平

成化时期

成化六年(1470年)二月初四,唐寅出生于苏州府吴县吴趋里,父亲唐广德,母亲丘氏。注:祝允明的《唐子畏墓志铭》: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

成化十二年(1475年),唐寅的弟弟唐申出生。

成化十八年(1482年),唐寅结识祝允明。

成化二十年(1484年),唐寅结识文徵明,并得到其父太仆文林的欣赏。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唐寅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府学附生。唐寅结识好友张灵。注:祝允明的《唐子畏墓志铭》: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张灵,字梦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唐寅、祝允明、罗圯、白钺、涂瑞与刘机在沈石田所绘的《壑舟园》图上题诗。注:壑舟园为王鏊之从兄王盘的别业。

弘治时期

弘治元年(1488年),唐寅与徐廷瑞的次女徐氏成婚。

弘治三年(1490年),唐寅作《对竹图》。

弘治四年(1491年),唐寅儿时的好友刘秀才病逝,作墓志铭。注:刘秀才名刘嘉德,字协中,年长唐寅两岁。

弘治六年(1493年),唐寅为沈隐君写墓碣文。注:沈隐君名沈诚,字希明,号隐君,姑苏长洲人,死于弘治六年五月,年七十,开馆售业为生,是唐寅的蒙师。

弘治七年(1494年),唐寅的父亲去世,而母亲、妻子、儿子、妹妹亦在这一两年内相继离世,家境逐渐衰落,在好友祝枝山的规劝下潜心读书准备科考。

弘治八年(1495年),唐寅为许天锡之妻高氏作墓志铭。唐寅年二十六岁,已有白发,故写《白发诗》,文林作诗唱和。唐寅画《桂香亭图》。注:文林时年五十岁。

弘治九年(1496年),唐寅作《中州览胜序》。

弘治十年(1497年),唐寅参加录科考试期间与好友张灵宿妓喝酒,放浪形骸。提学御史方志十分厌恶这种行径,唐寅在录科考试中名落孙山。后来苏州知府曹凤爱惜人才,苏州的名士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沈周、吴宽等为唐寅求情,方志才同意“补遗”让其参加乡试。注:方志,字信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

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寅中应天府乡试第一,在他的《领解元明 唐寅《春山伴侣图》后谢主司》一诗之中写道:壮心未肯逐樵渔,秦运咸思备扫除。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唐寅作《送文温州序》和《金粉福地赋》。但唐寅中举后并没有收敛,变本加厉的流连欢场。他的朋友纷纷规劝,祝允明对唐寅说:“夫谓千里马,必朝秦暮楚,果见其迹耳。非谓表露骨相,令识者苟以千里目,而终未尝一长驱,骇观于千里之人,令慕服赞誉,不容为异词也。”其意:是千里马不是看表面,还要看他的品质,一时的得意千万别太张狂。文徵明写信给唐寅:我父亲说"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意思就是:唐寅呀,我父亲说你有才情,但为人轻浮,恐怕一事无成。但唐寅并没有把朋友的规劝放在心上,他回信正是那篇《与文徵明书》,信中的意思是:我生来就是如此,你看我不顺眼,那就别和我交朋友。态度十分嚣张,言辞尖刻,对文徵明的劝告不但不领情,还要与文徵明断决关系。

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与江阴徐经入京参加会试,因牵连徐经科场案下狱,后被罢黜为吏。

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被黜为浙藩小吏,个人深以为耻坚决不去就职。唐寅归家后夫妻失和,休妻。

弘治十四年(1501年),唐寅失意之余远游闽、浙、赣、湘等地。

弘治十五年(1502年),唐寅游历归家后得病,医疗很久才见好。

弘治十六年(1503年),唐寅与弟弟唐申分家。

弘治十七年(1504年),唐寅靠卖文画为生,纵情于酒色当中来自娱。

弘治十八年(1505年),唐寅谋求建桃花庵别业,作《王氏泽福祠堂记》。唐寅作《答文徵明书》,由书中意思可见唐寅与文徵明二人关系失和。

正德时期

正德元年(1506年),唐寅为老师王鏊绘《出山图卷》。

正德二年(1507年),唐寅筑桃花庵别业及梦墨亭。《桐阴清梦图》轴,明,唐寅绘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唐寅的侄儿唐长民夭折,年仅十二岁。八月,送别戴昭,作有垂虹诗与图画。注:戴昭,早年跟随唐寅学习《诗》,后改随薛世奇治《易》,正德年间任浙江绍兴府儒学训导。

正德四年(1509年),唐寅四十岁,作《自寿诗》和图画。唐寅作诗赠苏州府儒学教授朱泰。唐寅作《野望悯言图》,并为陈赜的画题款。

正德五年(1510年),唐寅为张献翼的祖父绘《宝鹤图》。

正德七年(1512年),唐寅绘《女儿娇水墨牡丹图》。

正德八年(1513年),唐寅写信给文徵明,两人捐弃前嫌。唐寅为时任吴县知县何炌绘图画。

正德九年(1514年),唐寅写有《许旌阳铁柱记》和《荷莲桥记》。同年秋,唐寅应宁王朱宸濠之聘。

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唐寅装疯被宁王放还。同年唐寅绘《梅枝图》。

正德十一年(1516年),唐寅为吴县知县李经书画,写有《长洲高明府过访诗》,送徐朝咨归乡作《金华序》,为吴德润夫妇写墓志铭。

正德十二年(1517年),唐寅为吴县知县李经作诗。十一月望日,唐寅夜宿广福寺(又名光福寺),并留有诗篇。

正德十三年(1518年),唐寅夜晚作梦,梦醒作《记梦诗》。唐寅与孙思和绘《丹阳景图》。唐寅为岳母吴孺人作墓志铭。

正德十四年(1519年),唐寅的老师王鏊七十岁,作《七十寿序》与《寿王少傅》七言律诗。唐写与沈徵德和顾华玉在禅寺饮酒作诗,有《五十言怀诗》。唐寅为华云绘《山静日长图》。

正德十五年(1520年),唐寅有《落花图咏》。

正德十六年(1521年),唐寅绘《松涛云影图》,仿郭河阳的山水手卷。

嘉靖时期

嘉靖元年(1522年),唐寅送别离任的吴县知县刘辅,作《别刘伯畊》。又作有《元旦诗》。

嘉靖二年(1523年),唐寅自书《诗翰册》。十二月二日,唐寅病逝。

谬误争议

谬误部分

谬误一:唐寅是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所生,所以叫唐寅。

其实不然,由唐寅的墓志铭可知唐寅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即庚寅年,己卯月,癸丑日,即寅年卯月丑日。而唐寅的弟弟唐申的确是申年出生的,所以唐寅取名寅的确与寅年有关,但并不是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仅为寅年所生,故名唐寅。

谬误二:唐寅的母亲邱氏。

很多公开发行的书籍写唐寅的母亲为邱氏,但祝允明所写的《唐子畏墓志铭》却是丘氏。查阅资料,明代只有丘姓,到了清代要求避讳孔子的名讳丘,所以下令丘姓改为邱姓。近代书籍想当然写成邱。唐寅的母亲实为丘氏。

谬误三:弘治十二年科举舞弊案是都穆陷害唐寅

自明代小说和笔记多把唐寅在弘治十二年会试落榜并牢狱之灾归罪于都穆,后世小说家更是不厌其烦地指责都穆善妒忌能。

关于都穆出卖唐寅始于秦酉岩的《游石湖纪事》,其书记载如下:戊寅(1578)春初,看梅于吴中诸山,于楞伽山会雅宜(王宠)先生子龙岗。龙岗,故六如先生子婿,为说唐先生事,漫识如左:子畏少英迈不羁,与南濠都君穆游,雅称莫逆。江阴有徐生经者,豪富而好事,结交吴中诸公,间于六如友善。徐故太学生,弘治戊午岁大比,徐通考官关节[renwugushi.com]。徐亦能文,念非唐先生莫可与同事者,遂以关节一事语唐,唐得之更以语穆。是岁唐举第一人,而徐与穆亦得同榜。徐德唐甚,相与偕计,徐更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场中试目,复以语唐。唐为人洞见底里,无城府,如前语穆。未揭榜前,穆饮于马侍郎(原注:失其名)邸寓,与给谏华昶俱。会有要宦谒马,马出接之,与谈会试事。宦云:“唐寅又举第一矣!”穆辄起嫉妒心,遂语马以故,昶亦与闻之,一日而遍传都下矣。昶遂论程,并连唐、徐,至廷鞫,两人者俱获罪,程亦落职。是岁凡前列者皆褫名,都以名在后,反得隽,而唐先生遂终身落魄矣。后唐与穆终恨恨,誓不相见,如此累年。有一友生游于两君之门者,欲合其交,伺唐饮于友人楼上,亟闻于穆。乃语唐曰:“穆且至!”唐闻之神色俱变。穆谓友已通情,疾入楼,袭见之。(寅)瞥见,遂跃楼窗而下,亟趋归。友人恐其伤也,踪迹之,已抵家。口呼:“咄咄贼子,欲相逼耶?”亦竟无恙。两人者遂终身不相见。穆后官至太仆,亦有文名。子畏郁郁不得志,以诗酒自娱,其绘事不减顾陆。按此事绝无知者,少尝闻之陆蕙田先生,先生陆海观南之子,性迂怪,好谈吴中故实。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文翁长者,口不谈人过。方语之时,词色俱厉。且言:‘人但知穆为文人,不知媢嫉反覆若此’!”

首先,秦酉岩说自己的故事是根据唐伯虎的女婿王阳(即王宠之子)口述而记录的。而王阳又说是自己小时候听陆蕙田说的,而陆蕙田又自称是听文徵明讲的。唐寅的女婿王阳、好友文徵明,听起来好像有说服力,其实不然。王阳的父亲王宠与唐寅相差二十多岁,而王阳十来岁的时候唐寅就去世了,王阳的父亲王宠既是唐寅的好友又是都穆的好友,他没听自己的父亲说起过反而听陆蕙田说起这件事,本身就很是蹊跷。而陆惠田是怎样一个人呢?秦酉岩说他“性迂怪,好谈吴中故实”,也就是说脾气古怪,喜欢传播吴中的小道消息,这本身就有点不可靠。而且故事的来历太曲折,而且王阳和文徵明这两个当事人的笔记也不见都穆出卖唐寅的记载,仅仅凭秦酉岩的听某某人说,某某人又听某某人说,又是某某人说给某某人听的,岂不是正好应了古代“三人成虎”。

唐寅其次文中的记载徐经、都穆、唐伯虎三人一起参加乡试,而且一起中举的,(“是岁唐举第一人,而徐与穆亦得同榜”),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徐经、都穆都在弘治八年(1495)举乡试,比唐伯虎早了三年中举。而且故事中三人中举也是徐经通了考官关节,将试题告诉了唐、穆两人,三人一起作弊,一起中举的。为了证实唐伯虎会试“作弊”是都穆陷害,不惜抖出早在乡试时,唐、徐、都三人已经作弊的事实,作为唐的密友文徵明,作为唐的女婿王阳,绝对不会为了抨击都穆而把唐寅乡试作弊的事爆料出来,这不符合人之常理。

还有历史事实是唐寅在弘治十二年科举舞弊案后与都穆并没绝交,二人不但常有来往,还一同出游留下了不少书画合作的作品。正德三年(1508),唐伯虎39岁,也就是“会试案”后9年,唐伯虎为钱贵画小像。一同参加聚会,为这幅小像题名的就有都穆、文徵明、张灵、邢参等十余人。正德辛未年(1511),唐伯虎42岁,他有《观梅图》,“为梅谷徐先生作”,其诗云:“插天空谷水之涯,中有官梅两树花;身自宿因才一见,不妨袖手立平沙。”还有与唐寅一块鉴赏画作的都穆所题和诗:除却山颠与涧涯,也输深谷贮梅花;先生抱癖无人识,闲咏东风岸冒沙。(《见荣宝斋金石书画》)。最为有力的证据是,上世纪50年代,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出土的施怡庵墓志铭,即《故怡庵处士施公悦墓志铭》。此墓志铭是唐伯虎于弘治十二年“会试案”了结南归苏州后与都穆合作的,由都穆撰文,唐伯虎书丹。这可是发生在会试案后不久的事,如果当时都穆出卖唐寅,唐寅在回乡之后还会与都穆合作墓志铭吗?所以秦酉岩在《游石湖纪事》中的唐寅深恨都穆,为避见都穆竞跳窗而走,完全是无稽之谈,经不起历史的考证。

结论:明代及后代许多指责都穆出卖唐寅的笔记如《敝帚剩录》、《唐伯虎寅》、《万历野获篇》等书始于秦酉岩的《游石湖纪事》,而《游石湖纪事》于都穆和唐寅的记载颇多谬误之处,且秦酉岩与都唐二人并非同一时代的人,所谓纪事无非是倒听途说,自话自圆罢了。而真实情况是都穆与唐寅的诗画交往伴随二人终生并无弘治十二年科举案之嫌隙发生。

争议部分

争议一:唐寅的女婿即王宠之子的姓名。

由台湾王云五总编,杨静盦主编的《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根据《唐子畏墓志铭》中“生一女,许王氏国士,履吉之子。”认为唐寅的女婿即王宠之子叫王国士。其实不然,王宠之子因为是国子监监生,所以祝允明以国士称之,并非唐寅女婿之名。

而大陆学者根据王宠的从孙撰写的王宠年谱,其中有“有子男一人,子阳”。大多数学者认为唐寅的女婿叫王阳,也有少部分认为叫王子阳。

因为王宠从孙比王宠之子低一辈,而且王宠之子寿在七十以上,两人应该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双方又是亲属关系,所写堂叔名字应当可靠。所以唐寅之婿应该叫王阳或是王子阳。

争议二:唐寅科举舞弊案

弘治十二年的科举案震动朝野,弘治皇帝亲自下令彻查,明代官方的《明孝宗实录》记录比较翔实,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下:

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丙申,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丁巳)户科给事中华昶奏:“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焉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卷一四八:(三月)丙寅,下户科给事中华昶及举人徐经、唐寅于狱。会试事毕,大学士李东阳等奏:“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问章下礼部看详。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弊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百是非,以息横议。”得旨,华昶、徐经、唐寅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问,不许徇情。

卷一四九:四月(辛亥),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于狱,革昶等,既系锦衣卫。镇抚司工科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昶言虽不当,不为自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竟,得实于风化可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既而,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皆请释昶而逮敏政。徐经亦奏昶挟私诬指敏政,复屡奏自辩,且求放归。及置对镇抚司,以经、昶等狱辞多异,请取自宸断。上命三法司及锦衣卫廷鞫之。经即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珪等请逮敏政,对问奏留中十余日,乃可之。

卷一五一:(六月乙丑)先是给事中华昶奏学士程敏政会试漏题,既午门前置对。敏政不服,且以昶所指二人皆不在中。列而复校,所黜可疑者十三卷,亦不尽。经阅乞,召同考试官及礼部掌号籍者面证。都御史闵珪等请会多官共治,得旨不必会官第,以公讯实以闻。复拷问徐经,辞亦自异,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之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前俱拷治,故自诬服。”因拟敏政、经、寅各赎徒,昶等赎杖,且劾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及昶言事不察,经、寅等汇缘求进之罪。上以招轻参重有碍,裁处命再议拟以闻。珪等以具狱上,于是命敏政致仕,昶调南京太仆寺主簿,经、寅赎罪。毕送礼部奏处,皆黜充役。

明代官方结论:《孝宗实录》对整个事件的过程记载得倒很详细,程敏政、唐寅、徐经虽然受到处罚,却都不是由于作弊的原因,而是证据不足却另定别罪。三月时,在严刑逼供下,徐经“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到六月时,复拷问徐经,他又“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之外”,徐经的供词都不离一个“钱”字。也就是说,程敏政是收徐经、唐寅的钱了,程最后被定罪也正是“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无论程敏政收钱后有无任私之心,但徐经的目的却十分明确,即与程套近乎,还与李东阳拉关系,替已故多年的祖父徐颐求墓志铭,其结果不正如他所愿,“拟作文字,竟与试题合”吗?天下居然有如此之巧事。

到底唐寅作弊没有,无从得知,但唐寅在考前用金币向程敏政乞文却是事实,因此以行为不端,不避嫌疑被罢充为吏的官方判决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