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

梁启超主要成就和人物评价

梁启超主要成就和人物评价

寄语:梁启超先生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铮铮铁骨,一身正气。梁先生的《少见中国说》更是脍炙人口,流芳千古。粱启超是个著名的爱国者,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好人,他的文章写的非常厉害,是当代著名的大才子,他的教育理念也很超前,家庭教育更是独树一帜,他一门九子,个个知识渊博,出类拔萃,其中三个院士。

【政治主张】

1.改良思想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梁启超主要成就和人物评价

2.复归传统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3.赋税思想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梁启超主要成就和人物评价

【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3.图书馆学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民国十一年(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renwugushi.com]。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民国十八年(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文学成就】

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总体评价】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梁启超主要成就和人物评价

【名人评价】

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吴其昌: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毛泽东: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郭沫若: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萧公权:“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