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

法拉奇的晚年生活

法拉奇的晚年生活

寄语: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叛逆晚年

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

隐退的生活被打破

1971年法拉奇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穿着时尚,对皮具、珠宝和宽边帽子很有鉴赏能力,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在这样一个与她盛年时极为相似的时代里,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说,由于她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勇气无人可替代,我们试图将她一笔抹杀,以证实自己的合理性。”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种隔绝在2001年“9·11”事件后由她自己打破。 “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

在书中,法拉奇以往对权力的愤怒似乎掉转了方向,她使用了许多十分强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你让我比较这两种文化?说实话,谈论两种文化、拿二者相提并论这种做法就让我恼火。

让我们实话实说,我们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更漂亮……圣战会摧毁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我们或好或坏总是在想方设法去建设,去改变,去改进,去赋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说更少偏执,甚至完全没有偏执的世界。

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毁灭。”她反对意大利接受移民,“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尽管文章和书受到众多批评,但她依然不改强硬,接连又出了两本书——《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

法拉奇的晚年生活

孤老逝去

这三本书令法拉奇受到整个意大利知识界的孤立。意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学者翁贝托·埃科在《共和国报》上撰文,不点名地批评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义,呼吁社会宽容。

在《纽约客》记者塔尔博特看来,那个叛逆的法拉奇已经不见踪迹,而是变成了一个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她还放弃了年轻时喜欢的裤装,穿起了裙子。

也许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凉的背景下才能闪耀,她有极大的勇气,敢于对任何人说出任何她想说的话。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近似原始的生气,需要合适的环境的衬托才会成为美德。

2006年9月15日,她死了,死于乳腺癌。在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她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于是他们把它拿进来,它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她开始对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她恨它。她接着羞辱它“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

那些医生看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哦,上帝……”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下葬的一刻,她母亲去经常祈祷的教堂为她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