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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产阶级:法拉奇难逃偏见

作为资产阶级:法拉奇难逃偏见

寄语: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法拉奇虽然宣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并以一个追求自由真理不畏强权的斗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作品也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

然而阶级本能的偏见,使得她并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做到客观公正。作为一名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热拥护者,她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去评判自己的采访对象,使得她的采访记中多处充斥着傲慢与偏见。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完整地认识法拉奇。

法拉奇对波兰工会主席莱赫·瓦文萨的采访中的表现,自己也感觉到不满意。她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不为之骄傲的采访。这就是原因。我生平第一次不够真诚。”说“第一次”可能言不由衷,但她确定“不够真诚”。在采访中,她本能地感到瓦文萨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也不能尊重她。

然而在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写成文字稿时,却感到左右为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文萨,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联合罢工委员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文萨是个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倾尽绵薄之力呢?

思考的结果,出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考虑,法拉奇摒弃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发表在杂志上的采访记里找不到丝毫贬低他的言论。 对波兰副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使她再次抛弃了她宣称的孜孜以求的公正等原则。

作为资产阶级:法拉奇难逃偏见

拉科夫斯基给法拉奇的印象不错。“他看上去是个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的民主的共产党人。”但是她对他的尊敬到采访记发表时就消失殆尽了,法拉奇写道:“我本可以对他更宽容些的,但政治考虑再次左右了我。他是共产党员拉科夫斯基[renwugushi.com]。我不信任他。”

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决定了法拉奇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与不公正。

1972年法拉奇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采访持续了14个小时。对这位坚持与阿拉伯国家对抗,有“中东铁娘子”、内阁中唯一‘男人’之称的梅厄,法拉奇是打心眼里佩服。批评家们认为梅厄长得丑,常给她画讽刺画,但法拉奇却认为果尔达是个很美的老太太,而且是个百分之百的淑女。她甚至没有向梅厄问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对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西方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片面宣传,普遍对他印象不好。法拉奇作为一个西方人,以色列的同情者,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自然对阿拉法特也没有什么好感。

1972年,法拉奇终于见到了阿拉法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满怀偏见地写道:“我早就料到,采访阿拉法特绝不会得到足以使人难忘的收获,更不可能获得有关他的情况。” 并断言道:“由此可以看到,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艰难。

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作为资产阶级:法拉奇难逃偏见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受到基督教熏陶的、厌恶仇恨”的文明欧洲人法拉奇是怎样表现的吧。在前言中,法拉奇首先恶意地对阿拉法特的相貌进行贬损,她写道:“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像一个掌权者或是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他身材矮小……连手和脚都很小:太小了。几乎难以支撑住他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

会面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风度潇洒的保镖,法拉奇借此大做文章,写道: “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的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的同性恋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明法拉奇采访风格中好斗和缺乏职业道德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骨子里的偏见。

1972年4月,她采访约旦前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提的第一个问题是:“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 这句话导致了侯赛因国王几个月以后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大屠杀。